2022年文学研究发展报告
2022年文学研究发展报告
文学之变，深受时代情感之影响，其兴衰与否，与时代进程紧密相连。在2022年，我国人民共同庆祝党的二十大，并在这砥砺前行的征程中迎接新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要“推动文化自信与自强，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辉煌”。2022年的文学研究领域，始终秉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融合，以及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们运用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更为宽广的文明视野以及更为开放的学科态度，深入探讨中国的问题和时代课题。同时，他们努力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研究“三大体系”，使得这些体系在主体意识、文化自觉以及中国特色方面的表现愈发突出。人民文艺成为学术领域的风向标，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打下坚实基础，文明间的交流与借鉴提升了思想深度，基础研究稳固了学科根基，方法的创新则拓展了研究的视野，这些共同构成了文学研究的显著特点。
人民文艺引领学术主潮
自新时代起，国家领导人着重指出，“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归属于人民，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宗旨，亦是推动其繁荣发展的核心动力”。人民文艺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追求，同时，人民文艺也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以人民文艺为核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时代文艺理念以及延安时期的《讲话》精神，构成了三个核心概念，它们分别从理论层面、实践领域和历史视角，对人民文艺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时代化进程，实际上是一部不断运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引领和指导新时代实践的历史。在理论批评领域，持续推动并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是一项我们必须持之以恒、不断努力的重要任务。张江强调，唯有坚定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文艺作品方能深入人心，文艺理论与评论才能贴近实际，充满生机；同时，只有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当前中国文艺现象和创作现场的解读能力，方能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领作用。党圣元提出，在进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研究时，首先，应在“为何”与“何为”这两个方面，坚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的见解；其次，需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明确理论的应用，从而构建起符合中国化时代化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的新阐释准则；最后，通过丰富多彩的学术研究活动，回应时代的课题，确保文艺理论批评能够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宋伟主张，需从“范式革命”这一视角出发，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转变”的深刻含义，凸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性、现实感以及实践价值。段吉方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进步应当聚焦于当代中国文论体系的创新以及独立构建。
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相融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也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关键支持。谭好哲指出，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我国传统文艺的交汇，是以追求“民族特色”为出发点的。王杰则认为，这种结合所催生的艺术创新，成为了中国审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理论标志。泓峻考察了传统观念介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具体方式。
（二）新时代文艺
新时代代表着新的历史起点，新征程则是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新方向。铁凝指出，如何将时代精神的精髓充分展现，如何生动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壮阔景象，如何创作出代代相传的人民史诗，这些都是新时代文学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李云雷深入剖析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四大革新：主题新颖、意识创新、经验刷新、格局突破，揭示了文学领域在新时代发生的显著变革。他探讨了新时代文学如何将国民的体验和情感融入崭新的故事、艺术形式和经典之作。李遇春指出，新时代文学在人民性、时代感以及传统继承方面均展现出全新的理论特征。张跣指出，对于每一位作家而言，文学与时代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真正的作家应当深入时代之根，同时也要超越时代的局限，为生活带来启迪。
乡村文学与工业题材作品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吴义勤指出，无论是关注新时代农村的变迁，还是深入挖掘乡土文化的底蕴，当代乡土文学在内容上日益丰富，主体形象愈发丰满，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故事素材和深刻的思想内涵。王尧、张丽军、张凡三人共同关注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文学创作，他们从多个角度出发，包括思想深度、文化意义、创作手法、叙事特点、审美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等，对当前乡村文学的独特品质进行了深入剖析。同时，他们通过对比以往乡村文学创作，指出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白烨、孟繁华、贺绍俊、张学昕共同指出，人民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核心表现对象，更是接受与评价的核心力量。他们主张，应当深入探讨新时代工业题材作品，如何生动地描绘人民融入历史、塑造历史的感人历程。
（三）延安《讲话》
2022年，恰逢毛泽东同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八十载。赵学勇指出，《讲话》明确了以“服务人民大众”为文艺的导向，确立了人民大众在文化创作中的核心地位，并强调了人的解放这一价值目标。这一系列举措极大提升了我国文艺领域的文化创造力。在国家领导人引领下，这一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2022年文学研究发展报告，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讲话》中关于文化创造和文艺人民性的内涵，为中国文艺在新时代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原则。李继凯指出，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国家领导人所撰写的三个关键文献，对文艺工作进行了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述，这些论述不仅体现了革命文艺观永恒的核心价值，而且展现了其与时代同步的深入发展，同时也凸显了人民立场文艺观念的传承与创新。贺桂梅基于《讲话》所解决的核心议题，对人民文艺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姜涛选取沙汀的作品作为案例，对《讲话》在国统区的广泛影响及其现实主义在国统区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探讨。程凯则跳出了文艺理论的局限，将《讲话》置于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宏观背景中进行研究。魏然则专注于《讲话》在阿根廷作为理论及经验的接纳及其带来的启示。
传统文化厚植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它犹如中华民族精神的火炬，代代相传，永不熄灭。在探索如何传承与发扬这一文化瑰宝的过程中，文学研究领域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旨在提升文化自觉，深化文化认同，以及展现文化自信。
（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董学文提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这把钥匙能开启批判、继承和传统文化发展相结合的大门，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高建平提出，作为美学研究者，我们需深刻理解并妥善处理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平衡，对传统文化进行富有创意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将中华美学的精髓与现代社会审美趋势相融合，以此唤醒中华文化的生机与活力，这无疑是当前美学研究领域的一项关键使命。张晶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悠久文化传统相融合的文艺发展道路这一总体框架中，将中华美学理念与现时代的审美需求相融合，构成了一个对于我国美学理论研究及当前文学艺术创作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问题。
（二）激活经典阐释传统构建当代学术话语
几代学者怀揣着创建中国阐释学的愿望，而激活我国经典阐释传统则是构建当代学术话语的关键路径。张江指出，尽管我国学术传统中缺乏阐释学的明确概念和学科体系，却拥有丰厚的阐释学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些构成了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坚实资源和基础。我们应当借鉴西方的阐释学，但绝不能以西方阐释学的现成框架来限制或改造我国的阐释学经验和思想。李红岩提出，若要构建中国阐释学，必须在与西方的对比中深刻理解我国民族的语言及阐释特点。将字词义作为研究对象的训诂学，乃古典语文学阐释学的典型形式，《春秋》学所确立的释经宗旨、原则和方法，对古典阐释学的法律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谷鹏飞主张将西方哲学阐释学的“创造的诠释学”特质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的相应内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以此实现一种独特的“对位阐释”。这种阐释方法以文本的内在意义和外在意义为双向的阐释路径，并以文本所蕴含的真理性意义以及阐释者自身生存意义的获得作为双向的阐释目标。郑伟提出，西方人往往借助“理解”这一概念，将“阐释”局限在个体生命的范畴内，随后将文本视为思想实验的场所；相比之下，中国人更倾向于利用“阐释”这一手段，将“理解”引向社会生活的实际应用之中。
（三）探究现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文化基因
在现当代文学文化的探讨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被深入挖掘，这一点在鲁迅的研究中尤为突出。汪卫东与何欣潼打破了常规，他们不是从现代文学性角度来探讨鲁迅杂文的文学价值，而是将其置于我国固有的文章传统之中进行审视，并认为鲁迅的杂文在继承千年文章传统方面具有创新性。刘春勇进一步指出，鲁迅对中国传统的“文章”进行了两种创新性的转化，正因如此，他成为了伟大且独特的文学践行者。孙郁对鲁迅的戏剧观念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鲁迅在批判传统戏剧的同时，也高度评价了乡村艺术，并认为戏剧对其艺术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谭桂林和黄乔生两位学者分别对鲁迅抄写佛经的历史细节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并指出鲁迅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特质曾数次受到佛学修行的深刻影响。
在中华文学史的广阔历史长河中，对现当代文学的探讨逐渐呈现出一种趋势。钱理群先生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他提出开放性、包容性、创新精神，以及“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完美融合，这些都是其显著特点。他认为，坚持思想和艺术的独立追求，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汪卫东深入挖掘了中国散文历史悠久的发展轨迹，探寻其中现代散文理论的精髓与根源，从而超越了仅限于现代文学领域对散文的研究框架。张清华强调，90年代的长篇小说成功寻回了中国特有的叙事方式，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叙事模式，更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它们融入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时间观念和宇宙观。沈庆利深思现代白话小说的起源，研究《红楼梦》等古典作品在现代社会中的特点，以及《孽海花》《老残游记》等作品的起始价值。李浴洋分析“整理国故”活动对朱自清“新文学”观念形成的作用。吴俊、樊星、王宏图、何平等人致力于挖掘格非等当代作家作品与古典小说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文明互鉴深化思想境界
羹汤之佳，源自众味交融。人类历史犹如一幅多彩文明交相辉映的壮阔长卷，而世界学术亦如一部多元思想相互交融渗透的辉煌史诗。通过学术研究促进文明间的交流与借鉴，借助交流与借鉴深化学术研究，这成为2022年文学研究领域的重点所在。
（一）以比较的视野观照中国文论
构建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体系，需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明确中国文学理论的框架与特点，同时，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为这些特点注入新的时代精神。高楠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可以总结为理论构建的超前策略与双向调节机制，这种策略与西方理论框架中非超越性的延续性机制，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李建中提出，《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以及“诗言志”的理念，通过诗学与经学的融合，奠定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兼容并蓄特点，并在世界文学中塑造了独特的“中国风格”。张法则从虚实关系的视角，对中西文论的历史演变进行了重新梳理，强调把握西方文论的核心特征及其发展轨迹，对于中国文论的重构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曾军指出，“多元网络”展现的外部丰富性，“西学中的中学”与“中学中的西学”所体现的内部丰富性，“西化与化西”这一双重变奏的未竟之境，以及以“今中”为学术立场的“古今中西”的交流，共同构成了探讨“在世界中”的中西对话可能性的方法论根基。
（二）以主体的目光打量中外文学
以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核心地位为基础，我们在研究西方文学理论时，理应拓宽至文化对比的维度和视角，以推动中西方文学理论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张隆溪对后理论时期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探讨，陈众议对国内外文学理论的交流与探讨，以及方维规对误译背后概念史的剖析，都展现了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论述。王宁主张，在国际比较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有必要从根本层面调整世界文学版图上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蒋承勇进一步指出，进行跨文化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是推动和丰富对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关键途径。张西平对文明互鉴这一文明观念的探讨，刘耘华对19世纪德国对中国形象的研究，朱振武对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之间关系的剖析，高旭东对文学伦理学在中国资源中的挖掘，纪建勋对中外文化交流历史的深入研究，季进对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领域的研究，以及李庆本从跨文化阐释的视角对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的分析，这些研究均有助于在学术层面深化对文明交流与互鉴的理解和认识。
（三）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元素成为思考热点
文学既属于一个民族，也属于整个世界，其世界性和民族性常常相互映照。洪子诚选取了1954年《文艺学习》第五期上的一篇书目作为研究起点，分析了当代文学在自我构建过程中，如何运用借鉴、挪移、吸收、改编等策略来处理外来文学资源。赵京华则对《阿Q正传》在日本长达九十年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深入探讨了这部经典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深远影响。梁海军与尹鹏凯对丁玲的作品在法国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这为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审视丁玲提供了外部视角的参考。张珣对法国在介绍中国当代文学时的成功与不足进行了剖析。顾文艳探讨了德语文学机制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出版所展现的学术、商业和经典三种导向。刘建军则分析了翻译活动与“中国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重构之间的联系。孙艺风在探讨翻译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联时，强调了妥善解决跨文化翻译难题的重要性，并倡导在中西方文学之间构建一个更加充满生机与实效的交流平台。
基础研究筑牢学科之根
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学术研究稳健进步的根本依托；而基础学科的不断进步与革新，则是学术研究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本年度，对文学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进行深入反思与创新探索，成为了研究的核心所在。
（一）经典理论问题的深入阐发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议题进行与时俱进的新解读2022年文学研究发展报告，是激发其内在生命力和现实价值的关键方法。张永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这一理论命题的扩展与突破，对反映论与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等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充满历史深意的探讨。赵炎秋与党圣元分别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原则与创作手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赵炎秋提出，相较于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我国文学理论的现实主义基础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印记、显著的政治倾向以及理论上的引领作用，而我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诞生，则是基于现实需求的选择与形成。党圣元指出，在当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背景下，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正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同时也遭遇了新的挑战。现实主义文学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如此，这些问题亟待我们进行深入梳理和解决。
在探索新的现实背景下，对文学理论基础的重新考量，构成了文学研究持续进步的不竭源泉。南帆提出，通过历史化的视角重新审视雅与俗这一对关键的文化范畴，我们发现，每个历史时期对雅俗的新解读，往往揭示了审美偏好与历史进程之间正在形成新的关联，而雅俗之争始终是文化融入历史进程的生动写照。在阐释学的研究领域，张江着重指出，公共性构成了阐释的核心属性之一；同时，公共理性不仅是激发和促进阐释进程的积极力量，也是对阐释活动进行约束和规范的准则，更是评估阐释成效的基本标准。针对当前社会对“文学究竟有何作用”的探讨，金惠敏深入分析了文学与文化的交织联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提出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于其文化性转变，而这种文化性转变实则是指构建一个体现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共同体。关于“艺术究竟有何意义”这一议题，杜卫深入分析了传统艺术在促进人的全面进步和提升人生层次方面的独特贡献，他提出艺术生活代表着一种宽广的“天地境界”，这不仅超越了现实生活，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积极融入和不可或缺的补充。
（二）重要学术话语的价值重估
在深入阐释关键学术观点时，罗钢提出，唯有通过跨文化间的交流，我们才能精确把握中西方诗学中“比兴”与“讽寓”两个核心观念的深层含义，以及它们在历史和文化上的不同。而过常宝则指出，在先秦时期，“诗言志”并非一个诗歌理论术语，它从儒家思想的构建到诗歌教化的实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王秀臣秉持生成性思维而非定型化观念，对六艺及其在中国古典学术中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动态解读，揭示了其内涵的多样丰富、语境的明确具体以及影响的深远深刻。肖鹰提出，从“风骨”“气象”到“神韵”这一美学追求，实际上是在构建中国诗歌和中国艺术的本体精神，堪称中国诗学的根基。钱志熙提出，从南朝到唐代，“人文化成”的文学观念广为流传，它不仅蕴含着文学复古和教化的价值，同时也具有美化上层文治和推动文学创作的双重作用。陈维昭则强调，“演”这一概念在明清小说学中占据核心地位，不应忽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通过理念推演所展现出的独特创意。
（三）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深化
经典作家的作品构成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文学宝库。在经典作品、作家以及学术现象的范畴内，学术界不断挖掘新的视角，提出新的观点，从而推动研究不断向更深的层次迈进。刘毓庆等人通过对《诗经》中某些篇章与春秋时期历史事实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阐述了《诗经》与历史相互补充、相互验证的学术观点。王小盾等人则提出，以《乐府诗集》的编排结构为研究思路的研究方法，使得《乐府诗集》这一研究对象本身也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蒋寅再次提出关于李杜二人诗歌高下之辩的学术问题，从诗歌经典化的角度出发，指出杜甫的诗歌在历史中的价值超越了李白，原因在于杜甫的诗歌构建了一种与古典审美理念紧密相连的关于“老”境界的诗歌美学。葛晓音对韩愈“以文为诗”的观点进行了重新审视，她认为韩愈在处理长篇古诗的节奏时，并未用散文的思路和逻辑来替代诗歌本身应有的情感、体验以及言外之意。莫砺锋对罗隐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进行了重新评估，指出他的诗作在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两方面均达到了唐末诗歌的巅峰。朱刚对苏轼的诗歌中关于“江湖”的描绘进行了新的阐释，将其塑造为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诗意世界。吴承学提出，《沧浪诗话》与宋代理学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诗歌的理想与人格的理想、诗歌的境界与圣贤的气象、学诗的途径与学理的途径等多个层面。而左东岭则从文学思想在易代更迭中的演变这一角度，对元明时期的文学以及陶渊明的诗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从某一角度展现了易代更迭时期的文学潮流。
吴晓东通过对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文学作品进行深入探讨，剖析了五四时期现代主体的特质及其精神体验。张旭东则从鲁迅文学的历史形成以及风格上的自我再现这两个维度，对鲁迅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全面的审视，明确了鲁迅文学风格的多样、一致性和历史属性。郜元宝通过分析《故事新编》中部分章节的标题变更，揭示了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严谨态度，并讨论了研究现当代作家手稿的方法。陈晓明提出，只有将《平凡的世界》置于整个“漫长的20世纪”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深刻领会这部作品所展现的中国乡村变革的历史价值。王兆胜指出，林语堂构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儿童天地，并在此孕育了独树一帜的儿童理念，这一特点在关于自由、快乐、嬉戏以及梦想成真的成长议题上尤为显著。周保欣致力于将文学、历史与地理学相融合，深入剖析了当代小说创作中所展现出的地理学写作特色。王泽龙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释历史背景、路径问题的再探讨，以及现代价值观和知识体系的革新，以及诗性关注与理论创新的结合，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方法创新拓宽研究视界
创新的方法是推动学术进步的核心所在。作为工具，它能提升工作效率；作为路径，它能指引研究方向；作为视野，它能拓宽探索的可能。正是研究方法的革新，为本年度的文学研究领域注入了崭新的活力。
（一）以阐释学方法重思理论创造新路径
阐释学以理解与阐释为核心，堪称基础学科中的基石，既涉及本体论的深入思考，又汇聚了方法论的研究精华。李春青指出，文学阐释学将文学的“虚构领域”“意义领域”“联系网络”作为其研究焦点，通过多层次的意义构建，将方法论与本体论相结合，进而形成了一种高效的文学研究途径。傅其林指出，文学阐释的悖论实际上是对文学活动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回应，同时也肯定了文学理解和阐释的深度与多样性。这种悖论并非指阐释的迷茫或陷入困境，而是在悖论中挖掘出意义，于矛盾中寻找生机，于张力中推动文学的创新与传承。刘彦顺提出，文学阐释学的关注焦点并非文学作品或文学文本，而是那种在意义层面展现出时效性的、在时态上持续进行、在时体上连贯且以绝对同步性为特征的文学阅读体验。曹顺庆则提出了“比较文学阐释学”的设想，通过这一研究路径，比较文学得以为文明间的相互阐释和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借鉴正名。刘月新认为，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新话语体系，需将传统立法型文学理论转变为现代阐释型文学理论，并在对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文学观念以及当代文学现象的深入阐释过程中，进行文学理论知识的创造。
（二）多维度拓展文学研究方法论
朝戈金提出，我们需要从口头文学的本质出发，针对其相关问题，采纳多学科的研究视角，来构建一个全面的诗歌阐释体系，从而实现分析方法和整体方法的深度融合。景海峰则从口头传承到书面记录的角度，对儒家经典形式转变的诠释学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冯胜利提出了关于汉语韵律文学史的学术设想，这一设想认为汉语韵律文学史在文学史理论构建方面，开辟了以语言为基石，挖掘各种文学艺术独特之美的崭新方法和研究途径。梅新林则主张，应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现有学术研究体系，从而实现系统的变革，并为古代小说研究重塑一种全新的空间阐释模式。陆胤指出，目前近代文学研究仍存在经典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基于近代文学文献的特性和学科属性，他强调要关注近代文学研究的生活史视角。王庆华则关注文学研究的物质文化层面，并针对对话本小说起源的研究提出争议，建议加强文献的综合分析，以揭示作品作为书籍的历史存在全貌。沙先一等从文学与艺术的交汇领域出发，对清词自度曲的创作手法及其在音乐与文本两方面的多重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刘勇强则提出了小说知识学的构建理论，主张从知识学的视角来审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伟则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西方语言学，特别是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近现代文学史观念所产生的影响。
（三）借力数字革命开启文学研究新契机
数字人文的兴起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带来了机遇。刘石提出，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数字人文的崭露头角，一种兼具方法论和本体论深度的“信息科学”已崭露端倪。因此，他主张在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上，构建一门名为“数字文献学”的新学科。王兆鹏提出，数字人文研究应当建立在文献数据化的基础上，并逐步过渡到可执行的计算批评实践。赵薇指出，伴随着数字人文的进步，量化手段在古代文学研究的众多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计算技术与文学解读相结合，已形成了可行的批评途径。
新媒介、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兴概念接连涌现，与传统的文学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南帆在反思元宇宙的边界时指出，元宇宙仅是模拟出的感官真实，它与现实社会在经济文化层面上是相互依存的。单小曦则认为，“元宇宙”所构建的文艺世界，其核心特征在于它是一个自我生成的信息系统，并确立了数字化的存在形态。刘方喜将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称为“脑工的终结”。黎杨全提出了构建数字时代大文艺观的设想，这一设想将作品之外的“活动”纳入其中，并确保其交流得以持续。牛宏宝通过研究图像隐喻的运作原理，强调了对图像隐喻的思考能够引导我们深入到对图像符号意义产生的自我意识之中。
反思与展望
文学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与未来紧密相连。审视2022年的文学研究领域，我们发现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互动愈发紧密，相互推动、相互渗透，文学研究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以及时代问题对文学研究的深化，形成了一种积极的良性互动模式，日益清晰可见。同时，主体意识、中国特色和文化自觉正逐渐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普遍共识。我们亦需认识到，在原创性理论构建、标志性概念阐释、跨文化视角运用以及对于新兴文学文化现象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反思等方面，文学研究领域尚存在不少薄弱之处。
文学研究在将来应遵循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此为指引，深入时代脉搏，超越时代局限，增强主体认知，拓宽国际视野，深刻领悟文学研究坚持正道与创新的本质规律，打造学术上的杰出成果，传承和发扬民族精神，持续推动文学研究在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上的稳健发展，确保其长远进步。
（执笔：文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