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史景迁2014年在川大演讲“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现场人满为患
逝者｜史景迁2014年在川大演讲“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现场人满为患
耶鲁大学荣誉教授、知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于12月26日不幸逝世，享年85岁。史景迁这一名字，源于他在耶鲁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由我国一位杰出的史学前辈房兆楹为他所赐，“景迁”二字蕴含着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中国纵横》一书由史景迁所著，其中收录了一篇名为《我的老师房兆楹》的文章，这充分说明了房兆楹对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2014年，史景迁在川大的活动现场
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的理想国为史景迁先生策划了一场中国高校巡讲活动，活动首站设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紧接着，第二站活动移师至成都的四川大学。
史景迁以“在西方讲述中国历史”为话题进行演讲，在川大文华活动中心，现场座无虚席，连主席台都挤满了学生。此次对谈的嘉宾包括金安平和郑培凯。金安平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史景迁的妻子；郑培凯则是史景迁系列作品中文版的主编，并且是史景迁的弟子。
2014年，史景迁在川大的活动现场
郑培凯与史景迁先生之间存在着师生情谊，史先生在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教职期间，郑培凯成为了他招收的首位博士研究生。自1972年起，郑培凯便在史先生的指导下，深入研读并思考历史学，同时从学生的立场出发，多次研读史先生的历史著作，旨在掌握历史研究和撰写的技巧。
郑培凯在为史景迁作品系列所撰写的总序中，详细阐述了每部作品的特点。他提到，史景迁的史学作品往往雅俗共赏，既融合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又满足了大众阅读的趣味。它一方面促使专家学者反思史学研究的价值和方向，另一方面则让普通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把握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探寻中国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价值的追求。他的著作《追寻现代中国》等，充分展现了其历史见识的广博与文辞的畅达，他能够公正客观地分析问题，既不偏袒也不偏颇，同时蕴含着对历史的深刻同情与理解。这使得西方读者得以认识到，中国并非一个虚无缥缈之地，即便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持有不同看法，也能看到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生活与奋斗的人物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他们都是有血有肉、充满感情的存在。在那些充满挑战的历史时期，他们勇敢地追求着前方那一线微弱的光明。
史景迁每写一本新书，
就会开辟一个新的书房
郑培凯认为史景迁是个颇为有趣的人物。他曾经简略地提及自己向史景迁学习的过往。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当他赴美深造时，发现这位老师的授课方式与他在家乡所经历的教育体系大相径庭。似乎从小学到大学，这位老师对各种知识都了如指掌。史景迁最初便向他坦言，“我所知甚少，主要还得靠你自行探索。你的中文功底远胜于我，这方面我无法提供帮助。”郑培凯这还是头一回听老师说自己的知识有限，这与他一贯的理念——每个人都应独立探寻自己的思想或学术之路——大相径庭。
或许由于我是他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对我的关照尤为周到；在耶鲁度过的六年里，他为我争取到了六年的奖学金资助。特别是1976年和1978年，他为我安排了奖学金，让我有机会前往中国旅行，这在当时实属罕见；在当时，来中国四处游历的机会并不多。
史景迁（摄影：Muto）
郑培凯对房兆楹这位资深学者充满敬意，他的一生都深受其影响，“史景迁”这一名字正是由房兆楹所赐。房兆楹曾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协助编纂《清代名人列传》，继而又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协助富路特（Carrington Goodrich）编纂《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这位资深学者的学术功底相当扎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史景迁在国学方面的深厚功底实则得益于房兆楹的指导。
房兆楹在史学界享有盛誉，因此在他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便推荐史景迁前往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史景迁是首位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档案研究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这些档案撰写了关于康熙的文章，因此对康熙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尽管史景迁后来涉猎广泛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但他的研究基础始终源于档案，其研究扎实可靠。
通常而言，史景迁在史学写作上尤为出色，其叙事技巧堪称独步。无论撰写何物，他总能深入角色内心，仿佛身临其境。在这方面，他的写作手法颇似文学创作。我认为这一点颇为有趣，毕竟他的西方历史与文学功底相当扎实。他尤其喜爱诗歌，因此文采飞扬。郑培凯提及，史景迁在创作过程中颇具趣味，他时常在构思一个计划之际，又突发奇想转向另一个，于是他会设立一个新的书房——他家后院里有一间小屋逝者｜史景迁2014年在川大演讲“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现场人满为患，也是他的书房——他通常会有三个计划并行推进，撰写某本书时便前往这间书房，撰写另一本书时则转至那间书房。自然，他依旧投入地逐一完成，诸如在完成《康熙》这部作品后，他又着手撰写《王氏之死》，所使用的素材各异，他会将相关资料移至另一间书房，待前一部作品完成后，便全力以赴地完成下一部。
教学相长其实很有意义，
他心中的读者对象是学生
郑培凯提到，通常情况下，即便是耶鲁大学声名显赫的教授，也必须为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并且允许学生自由选择课程。郑培凯回忆起自己上课时的情况，史景迁教授的课堂上有大约60名学生，而十年后当他再次回访时，仅选课的学生就已超过700人。史景迁也坦言，最让他头疼的是难以寻觅到足够的助教，因为他需要20名助教来批改试卷。
史景迁每周都会授课，通常以一场深入浅出的演讲为主。他对此演讲做了充分的准备，从《王氏之死》这一主题出发，围绕清朝初年社会状况展开论述。他运用了一个法律案例，并结合了其他多种资料，与黄六鸿的《福惠全书》相辅相成，共同阐述。
从某个案例起步，他讲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随后将其拓展成一部著作。在演讲与教学中，史景迁观察学生的反响，留意他们对内容的兴趣程度，随着讲解的深入，内容愈发清晰，最终凝聚成书。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经过这样的过程逐步完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教学相长确实具有深远的意义。
史景迁所著之书为何广受欢迎？郑培凯指出，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史景迁在心中设定了特定的读者群体逝者｜史景迁2014年在川大演讲“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现场人满为患，那就是他的学生们。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那就是史景迁尽管身为英国人，却在美国度过了长达六十年的时光，却始终未曾申请加入美国国籍。郑培凯并未向老师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他推测老师或许是因为沉浸在他所钟爱的英语环境中，在他所钟爱的学府里教书育人，周围环绕着他所喜爱的学生，同时，他还在与历史进行着深入的对话，这一特质同样至关重要，也是他作品深受读者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史景迁系列作品
郑培凯提到，史景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抱有极大的热情，这并非出于对当前时事的关注，而是他对历史人物的生活状态、过往经历以及所处环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史景迁在创作时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仿佛能身临其境，深入历史之中。以他所著的《追寻现代中国》为例，他并未试图以一个完全客观的视角来探讨整个中国的发展历程，而是持续探讨至现代。
史景迁所著的一系列作品，读者普遍认为其文采斐然。郑培凯特别指出，翻译的文风颇为流畅，但与史景迁原文的英文风格相比，仍有所差异。史景迁的英文虽不甚华丽，却如同行云流水，读来轻松易懂，这也是众多欧美读者喜爱其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所讲述的内容每一点都源自可靠来源，尽管偶尔会对古文产生微小的误解，但这样的情况极为罕见，而且通常也不会过于深究。
